瑞士的冬天来得早，苏黎世湖面开始凝结一层薄薄的、易碎的冰凌，远山覆上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空气清冽如刀锋。医院康复中心巨大的落地窗外，是这片冰冷而纯净的世界；窗内，则是一场同样冰冷、却更加漫长而痛苦的战争——对抗瘫痪、对抗神经损伤、对抗身体每一寸被摧毁后的遗忘与抵抗。

吴凛正式转入了复健阶段。从IcU到特护病房，再到这间宽敞明亮、充满各种冰冷复健器械的房间，他生命迹象的稳定，是用无数次濒临崩溃的疼痛和意志力的极限压榨换来的。他醒了，但那个“醒”字背后，是破碎不堪的躯体和一个似乎同样被重创后、变得迟缓、混沌、时而清醒时而恍惚的意识世界。

医生诊断他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一定程度的脑外伤后认知功能障碍。他常常会陷入莫名的恐惧或焦虑，对突然的声响、特定的光线、甚至医护人员某个不经意的动作产生剧烈的生理反应——心跳骤速，冷汗淋漓，无法控制的颤抖。记忆时断时续，有时能清晰回忆起童年某个无关紧要的片段，有时却对昨天发生的事情模糊不清。关于元元，关于那场袭击，关于他过往的疯狂与罪孽，他的记忆似乎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选择性过滤的毛玻璃，有些部分清晰得刺眼（比如元元最后拂去他泪痕的触感），有些部分则只剩下一团混乱的、带着血腥味的黑影。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他认得出元元。每次她走进病房或复健室，他那双原本因疼痛或药物而显得涣散的眼眸，总会努力地聚焦，追随着她的身影，仿佛她是这片混沌世界里唯一稳定的锚点。他不会说太多话（言语功能也因创伤和插管受到影响，恢复缓慢），只是用目光，沉默地、执拗地，看着她。那目光里，没有了往日的偏执、占有或疯狂，只剩下一种近乎雏鸟般的依赖，以及深不见底的、混杂着痛苦与茫然的愧疚。

复健的过程，对吴凛而言，不亚于一场持续的、公开的凌迟。他的腰椎神经损伤严重，下肢完全瘫痪，大小便失禁，需要依靠导尿管和定期护理。每一次被动关节活动，都伴随着剧烈的神经痛，那种痛不是来自肌肉或骨骼，而是来自断裂的神经末梢发出的、混乱而尖锐的电流信号，足以让这个曾经忍受过各种伤痛的硬汉，在治疗师手下不受控制地痉挛、闷哼，脸色惨白如纸。

站立训练是最初的酷刑。他被固定在特制的站立架上，依靠机械臂和束带的支撑，勉强维持一个“站”的姿势。重力对于失去神经控制的下肢而言，是难以承受的负担，血液淤积，肿胀，剧痛，眩晕。第一次尝试，仅仅三分钟，他就因剧烈的疼痛和血压骤降而眼前发黑，呕吐不止，被紧急放平。

元元就在一旁。她不是每次都全程观看，t.饶子建议她适度保持距离，以免承受太多负面冲击。但最初几次关键的、艰难的尝试，她都在。她看着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像一具失去提线的木偶，被机械和人力勉强支撑成一个“人形”，看着他因剧痛而扭曲的脸，看着他额头上滚落的、冰凉的冷汗，看着他眼中那不愿屈服却又被生理极限一次次击垮的、近乎绝望的倔强。

她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反复揉捏。恨吗？看着他如此遭罪，恨意似乎被一种更原始的、对同类遭受极致痛苦的怜悯所覆盖。怨吗？怨他自作自受？可这“自受”的代价，未免太过惨烈。她更多的是感到一种沉重的、令人窒息的无力感。她留在这里，照顾他（主要是监督医疗和复健进程，具体护理由专业人员负责），究竟是为了赎他救命的恩，还是……在被动地履行一种连自己都无法定义的责任？

有一次，在站立训练又一次失败后，吴凛被放回轮椅，整个人虚脱般瘫软着，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胸口剧烈起伏。汗水浸透了他的病号服。治疗师暂时离开去取东西。房间里只剩下他和静静坐在窗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