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丁堡的雨下得细密而持续，像一层灰色的纱幕笼罩着整个城市。埃文站在皇家英里大道的一栋乔治亚风格住宅前，按下门铃时，手指上沾了些许潮湿。开门的是个六十多岁的女人，深色头发中夹杂银丝，戴着眼镜，笑容温和。

“理查兹先生？我是艾莉森·考克斯，亨利的曾孙女。请进。”

客厅里壁炉烧着炭火，驱散了深秋的寒意。墙上挂着家族肖像——其中一幅正是亨利·考克斯，年轻，眼神锐利，穿着殖民官员的制服。

“感谢您愿意见我。”埃文在沙发上坐下，从包里取出准备好的资料，“我在研究费明理·理查兹——您曾祖父在缅甸时认识的一位英国学者。根据记录，他们1904年在景栋有过交集。”

艾莉森递过一杯红茶：“我曾祖父的日记里确实提到过一位‘.先生’。他说这位先生很特别——不像其他英国人那样只对收集古董感兴趣，而是花大量时间学习当地语言，记录民间故事。”

她起身走到书架前，取下一本厚重的皮质日记本。纸张已经泛黄，但字迹依然清晰。埃文小心地翻到1904年3月的部分：

“1904年3月17日，景栋。今天在掸族头人的宴会上遇见.理查兹先生，一位传教士出身的学者。他居然能用简单的掸语与头人交谈，令我惊讶。晚餐后我们长谈，他问我收集那些佛像的目的是什么。我回答说为了保存艺术。他却说：‘但艺术只有在原有的文化语境中才有生命。把它们搬离寺庙，就像把鱼从水里捞出。’这话让我整夜难眠。”

“这里，”艾莉森指着另一段，“4月2日。.生病了，我请了当地医生给他治疗。作为感谢，他送我一幅自己画的寺庙素描。我们在病床边聊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些西方人在东方的角色。他说我们像是一群闯进别人家客厅的客人，既被款待，又不完全受欢迎。这比喻很贴切。”

埃文快速记录着，同时用手机拍照。这些细节太珍贵了——费明理在与同代人的对话中，清晰地表达了他对文化掠夺的反思。

“您曾祖父后来和费明理还有联系吗？”

“有书信往来，持续到1908年左右。”艾莉森又取出一个铁盒子，里面是一叠用丝带捆扎的信件，“后来渐渐少了。我曾祖父1910年调往印度，再后来一战爆发……这些信我父亲一直保存着，说虽然两人后来走了不同的路，但那几个月的友谊是真诚的。”

埃文小心地展开其中一封信。费明理的笔迹他很熟悉了，但这封信的措辞格外恳切：

“亲爱的亨利，感谢你寄来的照片。看到那些佛像被安放在你伦敦家中的书房里，我感到复杂。一方面，它们确实得到了妥善保存；但另一方面，我想象着它们在缅甸寺庙中被信徒供奉的样子。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困境——我们拯救了物品，却抽离了它们的灵魂。我不知道答案，但我想，至少我们应该记录下它们原本属于哪里，原本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落款是1906年9月，昆明。

“他曾祖父后来改变收藏方式了吗？”埃文问。

“某种程度上是的。”艾莉森指向客厅角落的一个玻璃柜，里面陈列着几件东南亚文物，每件下面都有详细的标签，“你看，他后来收集的东西，都尽可能记录了来源地、功能、文化意义。而且他晚年将大部分收藏捐赠给了博物馆，条件是必须完整展示这些背景信息。”

这个细节让埃文心中一动。他想起费明理在大英博物馆的捐赠品也有类似特点。也许在那个时代，已经有少数西方收藏家开始意识到问题，并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试图纠正。

“这些资料，我可以复印或拍照吗？为了研究。”

“当然。事实上，”艾莉森微笑，“我父亲生前常说，这些故事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