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十一月的早晨，空气里有清冽的寒意。苏晚推开研究中心办公室的窗户，看见院子里那棵银杏树终于落尽了最后一片叶子，枝干裸露在灰蓝色的天空下，像一幅简洁的水墨画。

桌上摊开着张艾米丽昨晚发来的邮件附件——约翰·卡特莱特1907年从槟城写给家人的信件扫描件。这位卡特莱特不是费明理在英国的友人，而是他的远房堂弟，一个在英属马来亚做橡胶生意的商人。

苏晚戴上眼镜，开始阅读。信纸已经泛黄，钢笔字迹有些洇开，但还能辨认：

“1907年3月8日，槟城。亲爱的母亲，上周末我在植物园偶遇了堂兄费明理，真是意外的惊喜。他已经完全是一副东方学者的模样——皮肤晒得黝黑，穿着本地人的宽松衣裤，会说流利的马来语和一点中文。若不是他先认出我，我几乎不敢相认。

“我们在凉亭里聊了很久。他刚从暹罗（泰国）回来，在那里研究佛教艺术。我问他为什么放弃在英国舒适的生活，跑到这些‘蛮荒之地’来。他笑了，说：‘约翰，这里并不蛮荒，只是不同。而且，在这里我找到了比舒适更重要的东西——理解。’

“他给我看他的素描本，上面画满了寺庙、佛像、民间生活场景。每一幅都有详细的注释：这件器物的用途，这个手势的意义，那个图案的象征。他说他不再收集实物了，只收集‘记忆’——用画笔和文字记录下这些文化的样子。

“‘可是堂兄，’我问他，‘你记录这些有什么用呢？带回英国出版？’

“他摇头：‘不完全是。当然，我希望英国人能通过我的记录理解东方，但更重要的是……’他停顿了很久，看着远处的槟榔树，‘我想为这些文化留下证言。你知道，世界变化很快。西方的工业文明正在席卷全球，很多古老的传统可能很快就会消失。如果没有人记录，它们就会永远消失，就像从未存在过。’

“这话让我深思。的确，槟城这些年变化巨大：道路拓宽，电车通车，越来越多的欧洲建筑拔地而起。我从未想过，这些变化可能意味着某些古老东西的消亡。

“费明理在槟城住了两周，期间我们常常见面。他拜访了当地的华人寺庙、印度神庙、马来村落，每次都带着他的素描本。有一次我陪他去一座古老的华人宗祠，看见他在祠堂里一坐就是半天，不仅画建筑，还和守祠的老人长谈，记录家族的迁徙故事。

“离别前夜，他对我说：‘约翰，我们这代西方人在东方有特殊的机会——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可以选择只是拿走我们想要的，也可以选择真正地学习和尊重。我选择了后者，虽然这条路更难。但至少，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时，我知道我尽力理解了它的一部分。’”

信在这里结束。苏晚久久凝视着最后一段话。1907年的费明理，已经形成了清晰的文化保护理念——不是占有，而是记录；不是评判，而是理解；不是索取，而是尊重。

她把这些内容加入正在撰写的论文《费明理·理查兹的东南亚之行：早期跨文化实践者的思想轨迹》。论文梳理了费明理从1902年到达印度支那，到1907年槟城之旅的思想发展过程，使用了新发现的日记、信件和素描作为证据。

手机响起，是陆景行：“苏晚，论文初稿我看了。有个地方可能需要调整——你在结论部分提到费明理的思想‘超前于时代’，这个表述可能会引起批评，认为过度美化。”

苏晚翻开论文稿：“那您的建议是？”

“可以改为‘预示了后来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某些方向’。这样既肯定了他的前瞻性，又避免了将他拔高为‘先知’。”

“好的，我修改。”

“另外，”陆景行顿了顿，“张艾米丽早上联系我，说她可以提供卡特莱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