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让的鲜血在并州冻土上凝结时，这场由突厥精心策划、直击大唐权力焦虑核心的反间计，已如毒藤般开始蔓延其致命的后续影响。北疆诸军一时间人心惶惶，将帅自危，防御体系暗生裂痕。消息传至仍在并州前线统筹防御的秦王李世民军中时，已是十月深秋，塞外草黄，寒霜早降。

十月，并州，秦王行辕。

李世民站在巨大的山川舆图前，指尖正掠过代州、朔州等要塞。他身姿挺拔，虽年轻却已历无数战阵风霜，眉宇间凝着思虑。北境的寒风透过帐帘缝隙钻入，带着金戈铁马的气息。

“殿下，长安急递！” 幕僚杜如晦疾步而入，面色凝重，将一份抄录的诏令与情报呈上。

李世民接过，目光迅速扫过，当看到“刘世让通敌，已伏诛，夷三族”等字句时，他的瞳孔猛然收缩，持卷的手指因用力而微微发白。帐内一时寂静，只有炭火噼啪作响。

良久，李世民将文书轻轻放在案上，声音低沉，却蕴含着压抑的波澜：“刘将军……死了。” 他没有说“被杀”或“被诛”，一个“死”字，道尽了其中的非常与悲凉。他想起昔日马邑协同作战时，刘世让的骁勇与耿直，那样一个矢志抗胡的将领，最终竟背上了通敌的污名。

“殿下，” 房玄龄在一旁轻声道，语气充满忧虑，“此乃突厥反间，朝廷……朝廷未免操切了。刘将军一死，并州以北诸军，恐人人自危。”

李世民走到帐门边，掀开厚重的毛毡门帘，望向阴云低垂的北方天际。他深知父皇李渊的猜忌，也明白自己常年在外统兵、功高望重的处境何其微妙。刘世让之死，如同一面冰冷的镜子，映照出所有非晋阳元从、手握重兵将领可能面临的命运。此刻，他留在并州，手握重兵，本身就是一种敏感。

“玄龄、克明（杜如晦字），” 李世民没有回头，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与冷峭，“你们说，父皇此刻，是更忧心突厥的骑兵，还是更忧心……我帐下的儿郎？”

此言一出，房杜二人皆默然。他们都是绝顶聪明之人，自然听得出话中深意：太子李建成已先一步回朝，中枢决策已无皇子掣肘；北疆刘世让“通敌”案发，更是加剧了皇帝对边将的疑虑。此时秦王若继续拥兵滞留北境，哪怕是为了防御突厥，在长安猜忌的目光中，也可能被解读出别样的意味。

几乎与此同时，长安，两仪殿。

李渊确实在焦虑中权衡。刘世让事件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虽然他以雷霆手段处置，试图稳定局面、震慑四方，但后果已然显现：北疆将领奏报中，语气愈发谨慎甚至畏缩；幽州李艺求援的文书措辞一次比一次急迫。

“陛下，” 裴寂斟酌着开口，“刘世让伏法，北疆各部需时间安抚整合。秦王殿下久在并州，虽能威震突厥，然……如今太子已归，军政需协调一体。且冬日将至，塞外苦寒，大军久驻，耗费甚巨。”

封德彝也补充道：“突厥经此一闹，又值寒冬，大规模南侵之势或暂缓。不若诏秦王班师一部，既可示天下北线渐稳，安抚人心；亦可使秦王回朝，详议北疆防务长远之策。”

这些建议，都巧妙地说中了李渊的心事：他既要防御突厥，又要防止任何一个儿子（尤其是战功赫赫的秦王）借机过度扩张势力，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让李世民回来，将北疆防务重新纳入中枢直接掌控，平衡太子与秦王的势力，在当前看来似乎是一举多得的选择。更何况，他也需要离开长安这个权力漩涡中心，去透透气，亲自看看关中的门户是否安固。

于是，在复杂的政治考量和确实存在的防御调整需要下，一道诏书从长安发出。

十月十五日，诏达并州。

宣旨的钦使面对秦王，恭敬中带着宫廷特有的疏离。李世民率领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