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徐渊，大概是上海滩最矛盾的一个存在——既是揣着未来的“先知”，却活得比谁都煎熬；又像踩在刀尖上的“舞者”，每一步都要算尽分寸，避免踏错半分。

精神内耗早已成了刻进骨髓的习惯。 他不必为睡眠费神，那身“无损固化”的体质让他哪怕连续熬夜，脊背也依旧挺直，指尖握笔时稳得不见半分颤意，可精神上的疲惫却像藤蔓，早把心缠得密不透风。霞飞路那栋徐公馆的书房，总亮着上海滩后半夜最固执的一盏灯。柚木书桌上的黄铜烟灰缸，永远是满的，烟蒂挤得像座小坟，泛着灰白的余烬，偶尔有火星子在暗处明灭，倒比他眼底的光更鲜活些，要知道现实世界中的徐渊可是个不抽烟的人。

他在夜里做思考，不是商人对着账本算盈亏，是坐在藤椅上，指尖夹着烟，任由烟雾把自己裹进一片模糊里，脑子里却在演一场场没有观众的戏。支持工运？他能想到工人举着标语涌上街，也能想到军阀的马队踏过来，血溅在石板路上——或许能逼资方让一步，可那些冲在最前的年轻人，有多少能活着看到第二天的太阳？

强硬对抗军阀？他手里那点护厂的私兵，在真枪实弹的队伍面前，不过是纸糊的墙，到头来工厂被占，跟着他吃饭的工人一家老小，又该去哪讨活路？甚至偶尔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把历史的真相说出去？他仿佛能看到自己被当成疯子绑起来，或者被洋人、军阀联手“处理”掉——没人会信，只会把他的话当成颠覆世道的胡言，反而加速更多人的死。

每一条路的尽头，似乎都是深渊，只是深浅不同。想到最后，烟烧到了指尖，烫得他猛地回神，才发现满手心都是汗，心里空落落的，比没烟抽还难受，更不敢抬手落子。

孤独更是像潮水，一涨潮就把他淹得透不过气。

这世上好像只有他醒着，可醒着的人最苦。他知道哪里有坑，却不能拉所有人躲开；知道谁是好人，却不能明着护；知道未来会痛，却不能提前喊一声“小心”。这种话到嘴边咽回去，心事烂在肚子里的日子，比一个人在黑夜里走夜路还难——走夜路还有月亮，他连月亮都没有。

行动上的矛盾，更是把他撕成了两半。

徐渊默许甚至暗中帮着工人办夜校。他让人把工厂旁边那间闲置的工具房腾出来，偷偷修了窗户、糊了墙纸；缺笔墨，他让账房以“采购办公用品”的名义多买些，夜里让心腹悄悄送过去。他总觉得，多识几个字，就少受点骗，将来真到了难的时候，懂道理的人，或许能活得更明白点——这是他作为“未来人”的私心，想让这些人能多几分自保的本事。

可真到了罢工的时候，他又得换张脸。纱厂工人要涨工钱，几百人堵在厂门口，他穿着西装，带着护兵过去，脸上挂着商人惯有的笑，先让账房把拖欠的工钱当场发了，又说“我知道大家不容易，我跟其他股东（实际上并没有）谈了，每月多加两成补贴”，软的给足；转头却又对着几个带头喊“要跟资方拼到底”的年轻人，压低声音说“你们要是再闹，惊动了巡捕房，我可保不住谁”，硬的也给够。他算准了工人要的是活路，不是拼命，才敢这么软硬兼施，把事压下去。可看着工人散去时，一些人看他的眼神里带着的失望，他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他帮了夜校，却又亲手浇灭了他们一次“反抗”的火，自己都觉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对农民也是。上次郊区遭了灾，有个老农的田被地主强占了，走投无路，跪在他工厂门口求帮忙。他让人把老农扶起来，给了些钱，又托人找了当地的乡绅说情，把田还了回去。老农磕头谢他，他赶紧躲开，心里却不是滋味。

可要是听说哪里闹土地革命，他却得赶紧让人把工厂在乡下的原料仓库护好，甚至默许地方团丁去“维持秩序”——只要别闹到他的产业区，别伤着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