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晚上十一点二十分驶入温州站。

月台上灯火通明，比上海站更加喧嚣。叫卖声、吆喝声、方言的交谈声混成一片。挑着担子的小贩在人群中穿梭，担子里是热气腾腾的馄饨、汤圆、炒粉干。

“温州到了。”林卫东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坐了九个多小时的硬座，腰都快要断了。

四人随着人流下车。刚踏上月台，一股湿热的海风扑面而来。七月的温州，比滨城闷热得多。

“先找地方住下。”林卫东看了看表，“明天一早去找陈老四。”

“我知道个招待所，离这儿不远。”孙建军说，“去年我来过，挺干净，也不贵。”

“行，建军哥带路。”

四人挤出车站。站前广场上停着不少三轮车，车夫们用带着浓重温州口音的普通话揽客：“去哪？三轮车走不走？”

孙建军熟练地用温州方言和车夫讨价还价，最后以两块钱的价格谈妥，送他们去招待所。

三轮车在狭窄的街道上穿行。夜晚的温州依然热闹，许多店铺还开着门，灯火通明。街道两旁摆满了地摊，卖衣服的、卖鞋的、卖小商品的，琳琅满目。

“这里比深圳还热闹。”孙建军感慨。

“温州人做生意是天生的。”林卫东说。前世他来过温州多次，知道这片土地孕育了多少商业传奇。

招待所在一条小巷里，是一栋五层楼，招牌上写着“红星旅社”。门面不大，但还算干净。

“四人间，住两晚。”孙建军上前台办手续。

前台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烫着时髦的卷发，穿着碎花连衣裙。她看了看介绍信，又打量了一下四人：“四人间没了，有两个双人间，挨着的。”

“行。”孙建军交了钱和押金，拿了钥匙。

房间在三楼，302和303。推开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房间很小，两张单人床几乎挨着，一个床头柜，一盏昏暗的白炽灯。但好在有窗户，可以通风。

“凑合一晚吧。”林卫东放下行李，“明天办完事，咱们住好点的。”

“这就不错了。”赵志刚说，“比我们跑车住的招待所强。”

四人简单洗漱后，林卫东拿出装国库券的包，仔细清点。一百张，一张不少。

“明天几点去找陈老四？”孙建军问。

“约好是上午。”林卫东说，“他在香茗阁喝茶，一般十点前都在。”

“那咱们九点出发。”

“行。今晚好好休息，明天是关键。”

这一夜，林卫东睡得不安稳。隔壁房间有人打呼噜，窗外时不时传来摩托车的声音。他躺在床上，脑子里反复盘算明天的交易细节。

价格是谈好的一百零一，但陈老四会不会变卦？毕竟一万块面额的券，不是小数目。如果陈老四压价，该怎么办？如果陈老四验货时挑毛病，又该怎么办？

还有，拿到钱后怎么安全离开温州？一万多现金，不是小数，路上会不会被盯上？

想着想着，天就亮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四人起床，在招待所楼下吃了早饭——豆浆油条。温州的油条比北方的细，但更脆。

九点整，出发去香茗阁。

香茗阁在五马街尽头，还是那栋二层木楼。早上人不多，一楼只有几个老人在喝茶看报。

“陈老板在吗？”林卫东问伙计。

伙计认出了他：“在，二楼雅间。陈老板交代了，您来了直接上去。”

四人上楼。二楼雅间里，陈老四正在喝茶，对面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看起来像干部。

“陈老板。”林卫东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