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

我的老姑是接生婆

文/树木开花

那年冬天，邻村难产的张婶大出血，医院救护车还在几十里外。

老姑拎起接生包就往外跑，九十岁的人踩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她跪在炕沿边徒手转胎位时，突然哭了：“这孩子...是最后一个记得怎么用手迎接生命的人了。”

一

雪是从后半夜开始下的，悄没声儿，一层又一层，把这个名叫柳河套的村子捂得严严实实。天亮了，也不见晴，灰白的一片，压得人喘不过气。我靠在老姑家烧得滚烫的火炕边，望着窗外被积雪压弯了枝杈的老榆树，心里也像是塞了一团湿漉漉的棉花。

老姑蜷在炕梢，身上盖着那条褪色发白的蓝布薄棉被，像是睡着了，又像是醒着。她的呼吸又轻又浅，几乎听不见。屋子里静，静得能听见墙角那架老座钟钟摆单调的“滴答”声，能听见雪花扑簌簌落在窗棂上的微响。

自从入冬，老姑的精神头就一天不如一天。她不再每天擦拭那个放在炕头柜子最顶上的、印着红“十”字的旧接生包，也不再絮絮叨叨地跟我讲那些我早已听得耳朵起茧的陈年旧事。她只是这么睡着，仿佛要把这漫长一生里缺的觉，都一口气补回来。

有时候，我看着她在睡梦中，那双布满深褐色老年斑、指关节粗大变形的手，会无意识地微微抽动，像是在摸索着什么，又像是在轻柔地抚触。我知道，那双手，曾经迎接过柳河套乃至附近几个村子几代人的新生。它们记得每一个生命的形状与温度。

老姑叫柳玉贞。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喊她“玉贞姑”，小辈的则叫她“接生婆婆”。她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尾，跟着一支路过这里的医疗队学了三个月接生，然后就背起了那个印着红十字的布包，开始了一个农村接生婆的生涯。这一背，就是五十多年。

我小时候，总觉得老姑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接生包，像个百宝箱。里面分门别类，装着碘酒、紫药水、消毒纱布、棉球、一卷白色的粗棉线、几把亮闪闪的剪刀（用前总要在煤油灯的火苗上反复烧过），还有一根量血压的布带子，一个木头听筒。最神秘的，是几样我至今叫不上名字的、弯弯曲曲的金属器具，老姑说，那是万不得已时，用来帮孩子落草的。

那时候，柳河套没有卫生院，最近的诊所也在二十里外的公社。女人生孩子，就是过鬼门关。谁家媳妇要生了，家里人跌跌撞撞跑来拍门，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老姑总是拎起那个包就走。有时候是繁星满天，有时候是暴雨如注，更多的时候，是像今天这样的、能把一切都冻住的寒冬。

我记忆里，老姑的脚步总是又急又快，踩在村里的土路上，咚咚作响，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决。她的身影，是这十里八乡生死门槛前，最让人心安的一道屏障。

她的手，是有名的“巧手”和“福手”。据说再刁钻的胎位，经她那双手在产妇肚皮上轻轻推揉、缓缓转动，十有八九都能顺过来。遇上横生倒养，她也能沉住气，凭着经验和手感，一点点把卡住的孩子引导出来。她接生的孩子，哭声都格外响亮；她照顾的产妇，很少得那些产后缠身的怪病。

老姑常说：“接生婆不光是帮孩子落地，是接着两条命，接着一个家。”

二

那些年，老姑家的门槛几乎被踏破了。除了接生，谁家孩子夜里哭闹不止，谁家媳妇奶水下不来，甚至谁家婆媳闹了矛盾，都会来找她。她的话，在村里比支书还管用。东家送来几个鸡蛋，西家塞上一把自家种的青菜，还有那红布条缠着的“喜钱”，虽然微薄，却盛满了感激。老姑从不计较多少，她说她吃的是“百家饭”，干的是“积德事”。

老姑也不是神。她也有失手的时候，也有眼睁睁看着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