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基石已然铺就，帝国的肌体在新政的滋养下焕发出蓬勃生机。然而，夜宸与苏浅月深知，持盈保泰远比创业维新更为艰难。旧的矛盾虽已缓解，但新的挑战，伴随着盛世的光环，正以一种更为复杂和隐蔽的方式，悄然浮现。

帝国的文教领域，并非铁板一块。随着《皇朝经世文综》的刊行与官学体系的扩张，一种微妙的反冲力量，开始在士林旧族中凝聚。他们无法再公然反对“经世致用”的大旗，便转而强调“文以载道”的纯粹性，抨击当前学风“过于功利，有损文章气韵”。

一位致仕多年的文坛耆宿，在其主持的雅集上，手持新刊的官学算学启蒙教材，摇头叹息：“童子启蒙，便授以锱铢算计之术，而轻慢《孝经》、《尔雅》之教化，长此以往，只怕士子心中只有利害，而无仁义，国将不国啊！”此类论调，在那些以诗书传家、崇尚清谈的旧式文人中颇有市场。他们私下将格物书院出身的官员讥为“帐房先生”，将官学新课程贬为“工匠之学”，试图在文化品味和道德制高点上，维系其最后的优越感。

这股“旧韵”的涟漪，甚至波及到了科举考场。今年的春闱，一位以辞藻华丽、典故精深渊奥而闻名的考生，其文章被主考官（一位由实务特科晋升的官员）评为“华而不实，于国计民生无涉”而落榜，引发了其师友门生的强烈不满，联名上书抗议，指责考官“不识文章”，有违“取士以文”的祖制。这场风波，看似是科举标准之争，实则是新旧两种文化理念、两种价值取向的激烈碰撞。

新政推行多年，一批干练务实的“能吏”被提拔至关键岗位，他们锐意进取，政绩斐然，是盛世景象的重要支撑。然而，权力与成绩也催生了一些新的问题。

部分新任官员，尤其是那些出身寒微、凭借卓越政绩迅速晋升者，在掌握实权后，渐渐滋生出骄矜之气。他们习惯于雷厉风行，有时不免失之于粗暴，忽视程序，对下属及百姓缺乏耐心，甚至将反对意见一概视为“顽固守旧”。在地方推行新政时，为求速度与指标，偶有强行摊派、与民争利之举，虽非本意，却损伤了新政的声誉。

更有甚者，随着权力稳固，诱惑也随之而来。一位在漕运改革中立下大功的知府，被查出其家族利用其影响力，垄断了当地部分建材供应，虽未直接贪墨，但其界限已然模糊。另有一位户部郎中，因精于算计而被重用，却逐渐将官署视为私产，排挤异己，营造个人势力。

林墨轩主持的督行司，近年来查处的新晋官员违纪案例逐年增多，且大多并非传统的贪腐，而是这种伴随着能力和成绩而产生的“傲慢”与“界限模糊”。这无疑给夜宸和苏浅月敲响了警钟——能吏若不能加以约束，其破坏力可能更甚于庸吏。

面对文教领域的暗流与吏治出现的新忧，夜宸与苏浅月并未掉以轻心，迅速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

对于士林中的“旧韵”反弹，苏浅月并未组织正面批驳，而是授意集贤阁与国子监，联合举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经世文会”。文会不仅邀请支持新学的学者，更主动向那些持批评态度的文坛名宿发出邀请。会上，既有对《文综》的深入研讨，也有对新式官学成效的实地考察报告，更有来自北疆、漕运、工坊等一线官员，以亲身经历阐述“实务”于国于民之不可或缺。苏浅月更在文会闭幕时亲临，发表演讲，强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真正的“文”，应兼具辞采之美与经世之能，呼吁“破除门户之见，共襄盛治”。此番举措，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有效化解了对立情绪，争取了部分中间派。

同时，她加速推动了《博物》杂志的创刊。此杂志由格物书院主办，内容涵盖自然探索、技艺革新、海外风物、经济分析，文风力求通俗易懂，趣味与知识并重，旨在向更广泛的知识阶层，展示新学的魅力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