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东汉后，由于桓谭批评、反对当时朝野盛行的神学图谶说，故而仕途坎坷，不断碰壁，只做过“议郎”“六安郡丞”之类的小官，最后被贬出京。在东汉时，他根本没有入兰台、太卜查阅国家藏书的资格。他能入兰台、太卜，当在王莽朝任掌乐大夫时。因为太史、太卜、掌乐大夫同为太常属官，兰台藏书正归太史所管。近水楼台不难得月。故《新论》所言兰台、太卜藏易书之事，必在西京之时。

然而，刘歆校书编目，太史令尹咸分校数术书。兰台、太卜之藏书正在其列。若此二处藏有《连山》《归藏》，刘歆、尹咸作为校书当事人岂有不知之理。《七略》及其改编本《汉志》焉能不载。笔者一点也不怀疑桓谭会凭空编造，谭是一个有气节的学者，其言之凿凿，又不象“戏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来只能作如下解释：《连》《归》究竟有何内容，当时大家都不得而知。谭又笃信新问世的古经《周礼》的“三易”之说。于是他便把当时兰台、太卜所藏的一种有八万字、一种有四千三百字的、皆是以六十四卦为载体的非《周易》的筮书——例如，录入《汉志·数术略·蓍龟类》中的《大衍筮》、《大次杂易》或录入《六艺略·易类》中的《古杂》八十篇中的某些篇章——推定其为《连山》《归藏》而与刘歆相异。这种做法正符合其本传所说，谭“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的学术个性。况且上引的三句话，均出自《新论·正经》篇。所谓“正经”，即订正经书也。据此篇名即可见谭必认为当时列为官学的“经书”也有误漏之处，需要订正。当时《周易》两篇，另有七种共十篇《传》均被尊之为经，而这与《周礼》之“三易”说并不相符。于是谭从国家藏书中找出了另外两种被视为杂占的书尊之为《连山》《归藏》而补全“三易”之数，这是一项重大的“正经”工作，谭是完全有可能这么做的。可惜，桓子《新论》除个别章、句外，全书早在五代时就已亡佚了，无从得知其认定《连山》《归藏》之理由了。然而《汉志》的作者班固，则应该非常理解和熟悉桓子《新论》的。据桓谭本传记载，班固曾奉章帝诏续补过《新论》。班固曾任兰台令史并撰《汉书》，他至少对汉代兰台太卜是否收藏过《连山》《归藏》是了解的。然而班固宁可“三易”缺二，也不在其所着《汉志》中补入谭所指的《连山》与《归藏》易。可见，汉兰台太卜藏有《连山》《归藏》之说，只是桓谭个人标新立异之见，是不足为据的。

《易经》成书不晚于西周。据《左传》庄公二十一年、闵公二年记载的陈公子完少时与鲁公子友将生时求筮之例可知，早在春秋初期人们已普遍应用《周易》的卦爻辞与卦象作预测了。而号称与《周易》并列“三易”，并摆在《周易》之前的《连山》《归藏》却似存似无。从春秋初年算起，下迄西晋统一全国时长达千余年内，除战国时的《周礼》对《连山》《归藏》二易作过简略至极的介绍，从而东汉人据以称引《归藏》之名外，不仅《归藏》的文本不见书目、志史着录，其文字连一句也不见诸子百家的征引。

《连山》，亦称《连山易》，为《周易》的衍生物。《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易，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其中连山易和归藏易成为华夏文化的千古之谜。有人以为，连山易是以艮卦开始，如山之连绵，故名连山。

郑玄在《易赞》中说：“《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其是以艮卦开始，如山之连绵，故名连山。《连山》与《归藏》、《周易》并称为“三易”，《连山》属先天易。东汉学者桓谭在《新论正经》中说：“《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

《连山》是以四季六气为旺衰指引，以六甲值符为吉凶判辨之坐标，以三元九运为时空转换。不同于用金、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