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医院病房，灯光调得很暗。

苏清越推开病房门时，刘玉芬正半靠在床头，眼睛望着窗外。听到动静，她缓缓转过头，蜡黄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苏同志……你来了。”

“刘阿姨，您感觉怎么样？”苏清越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轻轻握住老人的手。那只手枯瘦冰凉，但有了温度，比上次握着时多了些许生气。

“死不了。”刘玉芬的声音很轻，但清晰，“阎王爷说，我的事还没完，不收我。”

这话里带着老人特有的倔强，苏清越听了既心酸又欣慰。

“医生说您恢复得很好，再治疗一段时间就能出院了。”

“出院？”刘玉芬摇摇头，“出院干什么？回到那个空房子，天天想那八万块钱？”

她转过头，看着苏清越：“苏同志，你们查得怎么样了？那些贪官，抓了吗？”

“抓了。”苏清越如实相告，“住建局局长张建国，评估公司的刘文斌，还有……还有司法局局长赵立民。他们都交代了问题。”

“交代了？”刘玉芬的眼睛亮了一下，“那我那八万块，能要回来吗？”

“能。不止您那八万，清水湾所有被克扣的补偿款，都会如数追回，发放给大家。”

刘玉芬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她抬起颤抖的手抹了抹眼角：“好……好啊。我就知道，这世上还有公道。”

病房里安静了片刻，只有监护仪器规律的滴滴声。

“刘阿姨，”苏清越轻声问，“您当时……怎么那么想不开？”

这个问题她一直想问。一个活了六十七年的老人，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为什么会在那一刻选择放弃生命？

刘玉芬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不是想不开，是看不到头。”

她看着天花板，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三年了，我跑了多少地方，找了多少人，说了多少话。开始他们还听，还记，还说要研究。后来，门都进不去了。再后来，看到我就躲。”

“那天评估公司那两个人来，那个年轻人，二十多岁，跟我孙子差不多大。他指着我的鼻子说：‘老太婆，你再闹，让你儿子在工地都待不下去！’”

苏清越的心揪紧了。她记得监控里刘小军那张年轻但扭曲的脸。

“我不怕他吓唬我。”刘玉芬继续说，“但我怕他说的是真的。我儿子在工地干活，没文化，没背景，要是真被人盯上了……他还有老婆孩子要养。”

“所以您就想，您不在了，他们就不会找您儿子的麻烦了？”

刘玉芬点点头，又摇摇头：“也不全是。我是真累了。三年，一千多天，我天天想这个事，睡不着，吃不下。那天他们一走，我坐在屋里，看着老伴的照片，突然就想——算了，不争了。争来争去，争不过命。”

这话说得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锤子砸在苏清越心上。

“现在不这么想了。”刘玉芬忽然握住她的手，“苏同志，谢谢你。你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有肯为老百姓说话的人。我要是就这么走了，对不起你，也对不起那些还在等的乡亲。”

“您要好好活着。”苏清越握紧她的手，“活着看到那些贪官受审判，活着拿到该拿的钱，活着看您儿子孙子好好过日子。”

刘玉芬用力点头：“嗯，我活着。我还要看着清水湾建起来，看着乡亲们住新房。苏同志，你答应我，一定要把那些害人精都抓干净，一个不留。”

“我答应您。”

离开病房时，已经是凌晨一点。走廊里很安静，值班护士在护士站打着瞌睡。苏清越轻轻带上门，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刘玉芬活下来了，而且有了活下去的念头。这对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