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早晨，省纪委大院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落了大半，枝桠在初冬的天空中勾勒出苍劲的线条。苏清越推开405办公室的门时，林晓梅已经在了，正在电脑上修改一份文件。

“清越，早。”林晓梅抬起头，“王主任让我们上午去一趟案件审理室，有个案件需要从法律角度提供意见。”

“什么案件？”

“一个县级市副市长，涉嫌在土地出让中为开发商谋利。”林晓梅把打印出来的案情概要递给她，“监委调查已经结束，准备移送检察机关。但在滥用职权罪的认定上，有些争议。”

苏清越快速浏览。案情不算复杂：开发商违规调整土地容积率，少缴土地出让金两千多万元。分管副市长在相关文件上签了字，但没有证据证明他收受了贿赂。争议在于，他的签字是“履行正常审批程序”，还是“滥用职权为他人谋利”。

“没有受贿证据？”苏清越问。

“暂时没有。开发商在接受询问时，坚称与副市长只是正常工作关系。但调查发现，副市长的儿子在开发商的公司有股份，虽然是以同学代持的名义。”

“间接利益输送。”苏清越指出，“这可以证明‘为他人谋利’的主观故意。”

“问题就在这里。”林晓梅站起身，“法律上怎么认定这种‘曲线谋利’？走，去审理室听听他们的讨论。”

案件审理室在五楼。会议室里坐了七八个人，主审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干部，姓陈，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严谨。

“同志们，这个案子的事实基本清楚。”陈处长打开投影，“关键是如何定性。从党纪角度看，副市长利用职权为特定关系人谋利，违反廉洁纪律是确定的。但从法律角度看，要认定滥用职权罪，还需要证明‘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土地出让金损失的计算，存在不同意见。”

开发商审计报告显示，按照正常容积率，应补缴出让金两千三百万。但自然资源局出具说明，认为当时该区域土地市场不景气，实际可能收不到这么多钱。

“如果损失数额达不到立案标准，这个案子可能就立不了刑事案。”陈处长看向苏清越，“苏清越同志，你是法律专业的，怎么看？”

苏清越站起来，走到投影前：“我研究过类似案例。关于滥用职权罪的损失认定，最高法院有指导案例明确：损失计算应以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价为基准，不考虑事后市场波动。”

她调出准备好的案例摘要：“在这个案例中，法院指出，滥用职权行为造成的损失，是国家应当获得的利益，而不是实际能够获得的利益。只要行为导致国家应得利益减少，就构成损失。”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

“具体到这个案子，”苏清越继续，“副市长签字同意调整容积率的时间是2018年6月。我们应当以2018年6月的土地市场价为基准，计算应补缴的出让金。至于后来市场变化，不影响损失认定。”

“如果按这个标准，损失就超过两千万了。”一位审理室干部说，“达到重大案件标准。”

“是的。”苏清越点头，“而且，副市长儿子代持股份的事实，虽然不能直接证明受贿，但可以佐证他‘为他人谋利’的主观故意。两者结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就比较完整了。”

陈处长沉思片刻：“苏清越同志的分析有道理。这样吧，我们重新计算损失数额，同时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听听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也认可，这个案子就按涉嫌滥用职权罪移送。”

散会后，林晓梅对苏清越说：“你刚才讲得很专业。审理室的同志都是老纪检，办案经验丰富，但在法律适用上，确实需要专业意见。”

“我也是在学习。”苏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