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一郎离开后，顾婉茹在门后静静站了足有五分钟，直到确认门外再没有任何动静，才缓缓吐出一口憋了许久的气。冷汗几乎浸透了她的内衣，紧贴在皮肤上，带来一阵阵冰凉的黏腻感。

她没有开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天光，摸索着走到窗边，再次小心翼翼地撩开窗帘一角。街道上空荡荡的，那辆黑色的轿车已经不见了踪影。但她知道，这绝不意味着监视的结束。清水一郎那样的人，绝不会因为一次看似无懈可击的应对就彻底放弃怀疑。他一定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布下了更多的眼睛。

她现在必须假设，这间公寓，甚至这整条街道，都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下。

她走到桌边，拿起那个装着所谓“安神补品”的精致纸盒，手指微微颤抖。她没有打开，只是将它放在桌角一个不起眼但显眼的位置——一个收到礼物后，暂时放置，既不会显得过于珍视，也不会显得刻意忽视的正常位置。

然后，她开始像一个真正疲惫不堪、需要休息的孕妇一样行动。她走进卧室，没有立刻躺下，而是先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确保外面看不到里面的任何情况。接着，她打开床头那盏光线昏黄的台灯，营造出一种准备入睡的氛围。她缓慢地脱下外衣，换上柔软的睡衣，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沉重而疲惫，甚至故意让一件衣物“不小心”掉在地上，再弯腰费力地捡起——这些细节，都是表演给可能存在的、透过窗帘缝隙或者某种她未知方式窥视的眼睛看的。

做完这一切，她才终于躺到床上，拉过被子盖住自己。身体接触到柔软的床铺，一直强撑着的力气仿佛瞬间被抽空，一阵阵后怕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她紧紧咬住被角，才没有让自己哭出声来。

清水一郎的盘问，比她预想的还要犀利和危险。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淬毒的匕首，直指要害。时间、地点、周瑾瑜的去向、她独自在家的状态……稍有差池，就是万劫不复。

幸好，她和瑾瑜事先推演过无数种可能。那些看似随意、带着抱怨和模糊的回答，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台词。利用孕妇身份带来的生理不适和情绪波动作为掩护，利用传统观念下“妻子不过问丈夫生意”的刻板印象作为挡箭牌，她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叙事。

但真的成功了吗？

清水最后那个意味深长的眼神，那句“看来是我多虑了”，真的代表他相信了吗？顾婉茹不敢确定。那个男人的心思如同深渊，难以揣测。

她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周瑾瑜。

他安全撤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那卷至关重要的图纸是否安然无恙？他知不知道公寓已经被监视？如果他不知情，贸然回来……

想到这里，顾婉茹的心脏骤然收紧。她必须想办法通知他，至少让他知道目前的危险处境。

可是，怎么通知？

电话？绝对不行。她几乎可以肯定，她公寓的电话线已经被监听了，甚至可能被安装了窃听设备。任何一通打出去的电话，都会暴露联系对象。

外出？在深更半夜，一个刚刚“动了胎气”需要“绝对静养”的孕妇突然出门？这无异于直接告诉清水一郎“我有问题”。

她躺在床上，大脑飞速运转，回忆着周瑾瑜曾经教给她的，在极端情况下传递预警信号的方法。有一种……非常隐蔽，但需要运气的方法。

他们公寓楼下，临街的墙壁上，有一块不起眼的、颜色略深于周围墙面的砖块。那是周瑾瑜很早以前就选定的一个紧急标记点。如果遇到极度危险，需要警告同伴切勿靠近或联系，可以用特定的方式在那块砖块附近留下标记——比如，用白色的粉笔（她化妆盒里有一小截用来画眉后定型的白眉笔）在砖块左上角画一个极小的、不引人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