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4日清晨，上海外滩。

黄浦江的晨雾尚未散尽，陆子谦站在和平饭店九楼的套间窗前，手里端着一杯刚煮好的咖啡——这是托人从广州带来的巴西豆，在八十年代的上海堪称奢侈。他望着对岸陆家嘴那片尚显空旷的土地，眼神复杂。

七天前，他正式接任陆氏集团董事长。公司总部从香港迁回上海，位于南京东路的一栋六层小楼。这栋建于三十年代的老建筑曾是他“前世”发迹的地方之一，如今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手里。

“哥，早餐好了。”陆子宁推门进来，手里拿着文件夹，“今天上午九点，商业局王主任约谈；十点半，香港汇丰银行的代表；下午两点，公司重组会议；四点……”

“四点留给妈。”陆子谦转身打断他，“守护者通道今天稳定了吧？”

“稳定了。张叔说妈适应得很好，已经在学习基础的时间维护。”陆子宁翻开文件夹，“但有个问题——公司账面上能动用的资金只剩八十万人民币，而重组至少需要三百万。时间兄弟会之前对我们在香港的产业破坏得很彻底。”

陆子谦啜了口咖啡：“苏联那边呢？科瓦廖娃答应帮忙联系的贸易线。”

“第一批五千台计算器已经发往海参崴，但回款至少要三个月后。”陆子宁顿了顿，“还有，昨天下午有个自称‘老陈’的人来公司找你，说是哈尔滨的老相识，我让他在会客室等了半小时，最后他说改日再来。”

“老陈？”陆子谦皱眉搜索记忆——1980年哈尔滨倒腾粮票时，确实有个粮站的陈主任帮过忙，“他长什么样？”

“五十多岁，东北口音，左手缺了根小指。”

“是他。”陆子谦放下杯子，“他不可能平白无故从哈尔滨跑到上海。去查查他住哪个旅馆，我下午见他。”

“可四点你要和妈……”

“那就三点半见。”陆子谦看了眼腕表——这是父亲留下的老欧米茄，银色表盘上有细微的划痕，“有些旧关系，不能断。”

上午九点，商业局办公室。

王主任是个精瘦的中年人，眼镜片厚得像瓶底。他翻看着陆氏集团的资料，眉头越皱越紧：“小陆同志，你们这个‘多元化经营’的构想很超前，但问题也很明显——摊子铺得太大。贸易、电子、服装、餐饮，甚至还想涉足房地产？现在国家虽然鼓励发展经济，但还是要脚踏实地嘛。”

“王主任说得对。”陆子谦微笑，递上一份精心准备的报告，“所以我们第一步是夯实基础。这是陆氏电子厂的扩建计划，主要生产计算器和电子表，技术从香港引进，产品70%出口苏联和东欧，能为国家创汇。只是眼下资金有些缺口……”

“创汇是好事。”王主任神色缓和了些，翻了翻报告，“你们需要多少？”

“一百万人民币的贷款额度，用南京东路的办公楼抵押。”陆子谦说得诚恳，“一年内还清，利息按国家规定上浮10%。”

王主任沉吟片刻：“我可以帮你向上面反映，但不能保证。现在全国都在搞建设，贷款指标紧张啊。”

“理解理解。”陆子谦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小盒子，“听说您父亲有风湿，这是香港带来的电子理疗仪，原理是低频脉冲，对缓解疼痛很有效。不值什么钱，就是个心意。”

“这怎么好意思……”王主任推辞，但眼睛没离开盒子。

“试用装，试用装。”陆子谦把盒子往前推了推，“要是效果好，我们以后可以考虑引进生产线，造福更多老百姓。”

会谈在和谐的气氛中结束。走出商业局大门时，陆子宁低声道：“哥，那理疗仪成本就要两百美元。”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陆子谦招手叫出租车，“而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