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例会的钟声刚响，会议室里还飘着早春的寒气。

    我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手揣在棉袄兜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那个搪瓷杯——杯身那句“钳工七组敬赠”被磨得发亮，像一道烙进皮肉里的勋章。

    梁副厂长站上讲台时，全场嗡嗡的议论声戛然而止。

    他没看稿，声音沉稳：“经厂党委研究决定，拟对《红星机械厂工艺管理暂行条例》进行修订。”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新增‘现场反馈与设计联动’专章。草案由攻关组起草，苏晚晴同志主笔。”

    空气像是突然凝固了。

    有人倒吸一口冷气，有人低头交换眼神，角落里甚至传来一声冷笑：“让一个学徒工出身的人定厂规？”

    这话不高不低，刚好够半个屋子听见。

    紧接着，另一个声音慢悠悠接上：“林钧这出身……档案上写着呢，‘黑五类子弟’，成分不清白。让他参与技术改进可以，可写进厂规？这不是坏了规矩么？”

    我依旧坐着，没抬头，也没动。

    但手指在杯壁上停住了。

    他们说的没错，我是从废料堆里爬出来的。

    三年前还在啃冻窝头、用废铜烂铁换煤球的时候，谁会想到有一天我能站在全厂技术会议的核心圈？

    可他们忘了——是我在零下二十度的夜里修好了三号车床；是我带着小赵拿红丹粉一点点试出通信车主壳体的应力点；是我们攻关组把一台报废的液压机救活，让它重新打出合格件。

    现在他们说我不配定规矩？

    规矩本就是人立的。

    如果过去的规矩只服务于办公室里的几张图纸，却不管车间里崩裂的轴、烫手的焊缝、老师傅熬红的眼——那这规矩，早该改了！

    苏晚晴坐在我旁边，脊背挺得笔直。

    她没说话，但我看见她放在桌下的手攥得很紧，指节泛白。

    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条文增补，而是一场话语权的争夺战。

    赢了，一线的声音就能真正进入设计源头；输了，所有努力不过是一次“特例”，随时会被抹去。

    两天后，技术科组织专题论证会。

    反对派来了不少人，穿得整整齐齐，拎着公文包，引经据典地说什么“程序不合规”“缺乏理论支撑”。

    有人说我们搞的是“经验主义回潮”，还有人质疑“预装反馈流程”没有数学模型支撑，纯属拍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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