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天还黑得像口铁锅扣在头上。

    我揣着刚领的工资条往食堂走，冷风钻进单薄的工装领口，刺得脖子发麻。

    四十三块五毛——纸面上看着体面，够买两双胶鞋、一床棉被，甚至还能剩点儿给技术科打瓶墨水。

    可在这年头，钱不是命，票才是。

    食堂窗口亮着昏黄的灯，师傅老赵正用火钳夹起蒸笼盖，白雾“轰”地腾起，裹着久违的玉米面香。

    我心头一热，快走两步递上工资条：“老赵，按标准来，粮票全兑窝头，多加一碗稀的。”

    他接过扫了一眼，眉头一皱，抬头打量我：“林技术员？”

    “是我。”

    “唉。”他叹了口气，指尖在工资条上点了点，“粮油票扣了——运输队报备说你们车间‘损耗超标’，配额下调三成。上面批的，我们也没法子。”

    我愣在原地，手还僵在半空。

    三成？

    那剩下的七成也不够塞牙缝！

    一个月少九斤粮，连维持体力都难，更别说下机床干活了。

    我张了张嘴，想争辩，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制度是死的，可执行的人是活的。

    王老虎的名字在我脑子里炸开，像颗烧红的炮弹。

    我不傻。

    上周党委会刚通过“实践型技术员”任命，我还没坐稳椅子，就有人开始收“门槛费”了。

    转身走出食堂，脚步沉得像灌了铅。

    远处家属区，有一盏灯还亮着——苏晚晴家。

    我知道她昨晚又熬到了两点，为我的申报材料去技术局跑章。

    她把政治前途押在我身上，而我呢？

    连一顿早饭都买不起。

    这不只是克扣，这是羞辱。

    是明晃晃地告诉我：就算你有技术，也得跪着活。

    中午十二点，锻压车间后门。

    太阳毒得能把铁皮晒出烟来，我在阴凉处擦汗，忽然听见一声低咳。

    刘瘸子蹲在墙角，手里捏着半个冷馍，干啃，没菜没汤，连口水都没有。

    见我过来，他冲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别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