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来得及捧起那张烫金边的奖状，庆功会上的喧闹就被一通急促的敲门声截断。

    “林钧，厂办找你。”

    声音不高，却像刀切豆腐般劈开了满屋的热闹。

    韩建国正举着搪瓷缸要给我灌酒，手僵在半空；几个老师傅围在我身边还在问夹具的事，也纷纷收了声。

    所有人都知道，这种时候被叫走，从来不是好事。

    我抹了把脸上的汗，把油污的手在裤腿上擦了擦，跟着通讯员出了门。

    走廊灯光昏黄，脚步声在水泥地上回荡，像是踩在心跳上。

    刚推开生产办公室的门，梁副厂长就顺手带上了门，咔哒一声，隔绝了外头的世界。

    屋里很静。

    他没坐，就站在窗前，手里端着一杯茶，递了过来。

    茶汤黑得发亮，热气腾腾地往上冒，熏得人眼眶发酸。

    “你知道刚才有多少人打电话来说情吗？”他盯着我，嗓音低沉。

    我没吭声，低头抿了一口茶。苦得舌根发麻，但提神。

    “都说你那夹具是‘投机取巧’，不算真本事。”他顿了顿，目光如钉子，“可我知道，那玩意儿背后有门道。你说，那弹性补偿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放下茶杯，手指无意识摩挲着杯沿。

    三年废料组的日子像锈铁片一样硌在记忆里——冬天零下三十度拖着报废机床拆零件，手冻裂了血混着机油往下滴；为了省灯油，在月光下琢磨一个卡簧的回弹角度；还有那些半夜偷偷溜进车间试装夹头的夜晚……

    “不是算出来的，”我说，“是试出来的。三年废料组，天天摸坏机器，就知道哪儿该硬，哪儿该软。”

    梁副厂长怔了一下，忽然笑了，笑得极轻，又极深。

    他盯着我看了足足十秒，才缓缓点头：“这回答……比工程师讲得透。”

    那一晚我没回宿舍，直接去了技术科的小资料室。

    灯泡闪了两下才亮，我在油印机前忙到凌晨，一页页誊写、制图、附数据表。

    《弹性夹头设计原理与适配条件》——名字土得掉渣，内容却不敢马虎。

    每一个参数都来自二十多次实测记录，每一条曲线都是拿废品堆里的边角料换来的经验。

    第二天清晨，技术科下发文件，《关于推广高效夹具应用的建议》，署名苏晚晴。

    开会时赵德贵脸色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