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王朝的衰落与变革（约黄帝纪年41oo-4157年，公元前49-公元8年）

公元前49年的长安城，秋风卷着渭水的湿气，掠过未央宫的飞檐斗拱，落在刚即位的汉元帝刘奭的御案上。

案头堆着的不是兵书策论，而是一摞摞用竹简编缀的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的字句在晨光里泛着陈旧的竹黄。

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皇帝，指尖划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

的字样时，眼神里满是笃定——他要让大汉的天下，变成儒家典籍里描绘的那个礼义仁厚的理想国。

刘奭自小就和儒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是汉宣帝的嫡子，却没继承父亲那套“霸王道杂之”

的治国手腕。

宣帝在世时，见他总捧着儒经不放，曾叹息着说“乱我家者，太子也”

，可终究拗不过嫡庶礼法，还是把皇位传给了他。

如今刘奭坐上龙椅，第一件事就是把儒家推到朝堂的核心。

他下诏征召天下儒士，凡是能通一经者，都能得到官职；太学里的博士弟子员，从宣帝时的二百人，一下加到了千人，后来又增至三千——长安城里的太学馆舍，一时间挤满了捧着经书、怀揣仕途梦的年轻人，朗朗书声能传到朱雀大街上。

更要紧的是，刘奭把儒者直接塞进了权力中枢。

贡禹是当时有名的大儒，以清廉正直闻名，刘奭刚即位就把他从地方召到长安，先任谏大夫，没过多久就升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贡禹上朝时总穿着洗得白的儒衫，奏疏里满是“节用爱民”

“轻徭薄赋”

的主张，刘奭听得连连点头，大多都照着办了。

还有薛广德，也是个硬骨头儒者，有一次刘奭想乘楼船游幸宗庙，薛广德直接挡在车前，捧着上朝用的笏板说“陛下若不听臣劝，臣就当场自刎，让鲜血染污车轮，陛下还怎么去见先祖”

，刘奭吓得赶紧取消了行程，事后还夸薛广德“忠直可嘉”

。

在刘奭看来，只要满朝都是这样的儒者，大汉就能长治久安。

他把儒家的“礼治”

当成治国的灵丹妙药，比如地方官治理不好，他不先查吏治、看政绩，反而先责问“是否推行了教化”

；民间有纠纷，他也主张“以德感化”

，让地方官用儒家伦理去调解，而不是用律法去裁决。

朝堂上的讨论，也渐渐从“如何解决粮荒”

“如何抵御匈奴”

，变成了“如何修订礼仪”

“如何推崇孝道”

——儒风确实浓了，但大汉的问题，却没跟着变好。

就说土地兼并吧，宣帝时就有苗头，到了元帝朝，更是愈演愈烈。

豪强大族借着天灾人祸，用极低的价钱吞并农民的土地，有的甚至直接强占。

河南郡有个姓周的豪强，家里占了上千顷地，雇了几百个佃农，而旁边的村子里，十户有八户都没了土地，只能去给周家当佃农，交一半的收成做租子，遇上荒年，连饭都吃不上。

地方官把这事报给朝廷，刘奭却让大臣们“以道德劝诫豪强”

，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豪强当念及邻里之谊”

。

可那些豪强哪会听这些？该兼并还是兼并，反而因为朝廷不怎么管，更肆无忌惮了。

还有官员的能力问题。

元帝选官，先看“德行”

，再看“是否通儒经”

，至于会不会处理政务、会不会管钱粮，倒成了次要的。

有个叫张禹的儒者，因为精通《论语》，被元帝提拔成了丞相。

可张禹除了能讲经，啥也不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