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武元年的春天，来得迟缓而谨慎。直到三月中旬，北京城内外积雪才彻底消融，护城河解冻，露出浑浊的河水。宫墙根下，向阳的角落，几丛耐寒的野草试探着冒出些许新绿，但北风依旧料峭，吹在脸上，还能感到冬日残留的寒意。

春寒料峭的时节，武英殿东暖阁内的争论，却带着与季节不符的灼热。争论的焦点，是两份刚刚呈递御前、由内阁和六部反复讨论月余、却始终争执不下的奏疏草案。一份是关于设立“大明皇家格物院”（或称科学院）的构想与章程，另一份则是“海事总署”正式升格为独立部院、并明确其权责与预算的详细规划。

“陛下，格物之事，匠作之流，虽有巧思，终属奇技淫巧，供器用则可，焉能位列庙堂，耗费国帑，专设院署？此举恐开后世重术轻道、舍本逐末之渐！”一位年迈的翰林学士，须发皆白，激动得声音发颤，他是理学名臣，对新政本就多有保留，对将“匠作”拔高到如此地位，更是视为对圣贤之道的亵渎。

“刘公此言差矣！”新任工部尚书，原是武昌军械监副使，后被破格提拔的少壮派官员，立刻反驳，“若无火药火器，何来北伐大捷？若无改良农具、新式织机，江南赋税何能骤增？格物致知，本就是圣人之训！红毛夷船坚炮利，所恃者，正是其精于格物测算之术！我朝若仍视之为‘淫巧’，闭目塞听，将来何以御强敌于海上，通有无于万里？”

“海上！又是海上！”另一名较为持重的户部侍郎皱眉道，“海事总署奏请之预算，仅造船一项，便需白银一百五十万两！另加人员饷银、港口修缮、海外商站建设……总计不下三百万两！而今年朝廷岁入，即便算上江南新税与海贸利银，刨除各处军费、赈济、官俸，结余亦不过四百万两上下。若尽投于海上，陆上河工、赈灾、边防、官学，何以为继？此非动摇国本乎？”

“动摇国本？”坐在武官班列中的郑成功，如今已正式受封“靖海侯”，领海事总署事，闻言朗声道，“若无海上利剑屏护，商路何存？税银何来？去岁南洋红毛夷欺我商船，若非水师巡弋威慑，恐损失更巨！三百万两看似巨款，然若能保障海路畅通，开拓新贸，其利何止十倍？且造船造炮，亦能带动治铁、木作、帆缆诸业，活民无数。此乃以一时之费，图万世之安，生无穷之利！”

“靖海侯所言，乃武夫之见，只见其利，未见其险！”那老翰林痛心疾首，“漂洋过海，风波险恶，万里之外，鞭长莫及。耗举国之力以求虚利，若遇挫败，则血本无归，届时悔之晚矣！不若固守陆疆，修明文教，与民休息，方是长治久安之道！”

暖阁内一时分为数派，有坚决反对的守旧派，有全力支持的技术与海贸派，也有居中调和、认为“可徐徐图之”的务实派。争论声嗡嗡不绝，炭火气息中混杂着激动喷出的唾沫星子。

林慕义端坐御案之后，手中把玩着一支温润的玉管狼毫，目光平静地扫过争论的众人，始终未发一言。直到争论声因他的沉默而渐渐低落下去，所有目光都聚焦到他身上时，他才缓缓放下笔。

“都说完了？”他的声音不高，却让暖阁内彻底安静下来。

“刘学士忧心圣学，其情可悯。”林慕义先看向那位老翰林，“然圣人之学，亦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亦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格物之事，非为奇巧，实为明理强技，富民强兵之基。前明之亡，非亡于道学不昌，实亡于兵甲不利、财用匮乏、上下隔阂。此殷鉴不远。”

老翰林面色涨红，还想再辩，林慕义却已转向户部侍郎：“王侍郎虑及国用，亦是老成谋国之言。然户部之责，非仅节流，更在开源。海贸之利，去岁江南市舶司所报，已超田赋两成。未来若航线拓展，港口繁盛，其利岂可限量？三百万两看似多，然分三年拨付，每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