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加克尔白神庙的外围考古现场，程远的探针在第八层夯土中触到块青花瓷片。清理掉覆盖的砂粒后，“三保”二字在烈日下渐渐显形——瓷片边缘的缠枝莲纹，与滇池渔船出土的碗沿纹饰完全相同。当整组瓷片拼合时，宣德年制的款识与阿拉伯文“朝觐者”字样相互映衬，“是郑和分船队留下的！”程远比对瓷片的胎土成分，发现与长乐宝船遗址的青花瓷属于同一窑口，“《瀛涯胜览》说‘和遣分船队往天方国’，这就是实证。”

瓷片堆积处还埋着个铜制罗盘，盘面刻着“壬丙针”的航向标记，与古里石碑上的针路完全一致。程远转动罗盘，指针依然能精准指向北极星，“是船队的导航工具！”盘底的“龙江船厂制”铭文，证明这是第七次下西洋时的官造仪器。更惊人的是，罗盘的储物格里藏着半张桑皮纸，上面用汉文写着“距天方尚有三日航程，淡水余五十石”，笔迹与郑和在苏州天妃宫的题字高度相似。

郑海峰的潜水器在红海吉达港的沉船区，发现了艘明代帆船的残骸。货舱里的“永乐通宝”用丝绸包裹着，每枚铜钱的边缘都有磨损痕迹，显然经过长期流通。“是分船队的贸易货币！”他操控机械臂取出钱串旁的《朝觐日志》，上面“永乐十九年，抵达天方，献瓷器百件”的记录，与麦加出土的瓷片完全对应。日志中“遇默罕默德后裔，赠以昆阳产茶饼”的记载，让程远突然想起牛首山郑和墓中出土的茶饼残片——经检测，正是云南昆阳的大叶种茶。

沉船的“淡水舱”里，一个椰壳水袋仍保持着密封状态。郑海峰打开水袋，里面的淡水虽已蒸发，内壁却残留着荷叶纤维，“与太平港宝船发现的淡水保存法完全相同！”水袋的标签上用汉文和阿拉伯文写着“供三十人三日饮”，与船队的定员标准一致。袋口的麻绳编织方式，与滇池渔船的缆绳技法如出一辙，“是船员们沿用的家乡手艺。”

张瑜在麦加“骆驼市场”遗址，找到批明代丝绸残片。经检测，这些丝绸的织造工艺与古里清真寺发现的残片完全相同，其中一块缎面上绣着的“大明”暗纹，与长乐宝船的赏赐锦缎别无二致。“是分船队与当地商人交易的商品！”她指着残片边缘的议价记录，用阿拉伯文写着“一尺换乳香三两”，比官方汇率高出一成，“与古里的民间交易模式一致，说明船队允许灵活定价。”

在遗址的陶瓮里，张瑜还发现了个“青花梅瓶”。瓶身绘制的“张骞出使西域”图，与南京明故宫出土的赏赐瓷纹饰相同，瓶底却刻着阿拉伯文的“天方国收藏”，“是被当地贵族珍藏的中国瓷器！”她比对瓶内残留的香料，发现含有印度檀香与阿拉伯乳香的混合成分，“证明郑和带来的瓷器成了跨文化的容器。”

林珊在麦加“皇家档案馆”的古籍修复室里，见到了份明代汉文档案。羊皮纸书写的《天方国朝觐记》中，记载着“大明使者三保，持永乐帝御赐金牌，至克尔白献香”，与《明史》“郑和遣人至天方，采珍异”的记载吻合。档案附带的画像上，使者身着明代官服，腰间却挂着阿拉伯式弯刀——刀鞘纹饰与忽鲁谟斯出土的“中西合璧腰刀”完全相同。

档案的夹页里，藏着张“贡品清单”。用汉文和阿拉伯文双语记录着“麒麟一只、鸵鸟二只、香料百斤”，与《明实录》记载的“天方国遣使随郑和船队入贡”完全一致。清单末尾的朱红印章“郑和之印”，与龙江船厂船图上的印章丝毫不差，“是他亲自审核的清单！”林珊发现清单边缘有处修改痕迹，“原拟贡狮三只，后改为二只，或许是考虑船舱空间。”

程远团队在红海“珍珠岛”遗址，有了震撼发现：一处明代营地的灶台遗迹。灶台的砖石排列方式，与长乐太平港的船队营地完全相同，灶底的灰烬中还残留着中国稻壳与红海珍珠贝的混合物。“是船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