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洲洋的晨雾像被揉碎的桑皮纸，漫过宋代沉船“翔鸿号”的残骸时，郑海峰的潜水器探照灯突然照见一截折断的桅杆。南洋铁木的木质在海水中泛着深褐色的光泽，残存的帆索缠着几缕褪色的篾席，最下端的铁环上刻着“宣和五年造”的铭文——这是去年发现的宋代远洋商船主桅，此刻正斜插在珊瑚礁缝隙里，榫卯结构间还卡着半片利篷，竹制横桁在水流中微微颤动，像只折翼的海鸟。

“帆桁的转动轴还能活动。”潜水器的对讲系统里传来郑海峰的声音，带着深海压力造成的微颤，“你看这凹槽，每寸都有刻度。”机械臂小心翼翼地拨开附着的珊瑚虫，露出帆桁侧面的“左翼张七寸”“右翼收三寸”等字样，与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里“稍偏，则用利篷，左右翼张，以便风势”的记载完全吻合。当机械臂模拟风力推动残帆时，篾席立刻展开对称的弧度，在海水中划出两道精准的波浪线，“这是纵帆结构，比横帆灵活三倍，难怪能‘风有八面，唯当头而不可行’。”

程远在实验室里拆解从桅杆上取下的滑轮组时，青铜轴套上的细密螺纹在放大镜下显露出惊人的精度。用游标卡尺测量，每寸恰好十二牙，与泉州湾宋代船用器械作坊遗址出土的标准件规格分毫不差。“是可调节张力的活滑轮。”他转动滑轮，听到轻微的“咔嗒”声，每个档位对应着不同的帆角角度，“当风力变化时，舵工能通过螺纹微调，这就是徐兢说的‘利篷翕张之能顺人意’。”滑轮的铜锈里检测出微量蜂蜡，与张瑜之前发现的罗盘防潮涂层成分相同，显然是定期保养留下的痕迹，轴芯的磨损程度显示它至少被使用过三千次。

张瑜捧着刚修复的《萍洲可谈》手稿走进实验室，麻纸边缘还沾着修复用的糯米浆，指尖点着“以十丈长绳勾取海底泥，嗅之”的段落。“翔鸿号”货舱里发现的铅锤正躺在她身后的展柜里，底部的凹槽残留着黑褐色淤泥，经检测是黄河入海口特有的冲积土，含有大量长石颗粒。“朱彧没骗人。”她用镊子取下一点淤泥样本，放在气相色谱仪上，“铅锤表面涂过黄油，既能粘住泥沙，又能防腐——徐兢说的‘数用铅锤，时其深浅’，不只是测深，还要通过底质判断航位。”最关键的是，铅锤重量恰好三十斤，与《海道经》记载的“船过沙尾，用三十斤铅锤”完全一致，锤身的刻度显示它能测量从“五尺”到“五十丈”的水深。

林珊在整理“翔鸿号”船员舱的遗物时，发现了块巴掌大的梨木牌。正面刻着“横风调帆法”，背面则是“顶风转舵图”，边缘被摩挲得发亮，边角还缠着半截红绸带。她立刻调取沉船桅杆的三维模型，发现帆桁上的刻度与木牌数据严丝合缝：“是调帆手册！”她指着木牌角落的“陈”字，想起市舶司档案里记载的“翔鸿号”舵工陈二郎，“这位陈舵工把不同风向的调帆数据刻在木牌上，就像现代的操作指南——你看这‘横风时，两翼各张五寸’，与流体力学计算的最优角度只差0.3度。”木牌的裂纹里还残留着槟榔渣，与船员舱出土的槟榔盒成分相同，显然是陈二郎随身携带的物件。

程远团队在船尾的“屏屋”（舵房）里有了更惊人的发现：一副叠放的尾舵，大舵长六尺，小舵长三尺，榫卯结构上刻着“水深丈五用大舵，水深六尺用小舵”。将大舵安装到舵轴上时，程远发现舵叶一侧有块突出的平衡板，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与《清明上河图》里内河船的平衡舵结构一致。“是平衡舵！”他推动舵杆，只用两根手指就轻松转动了数百斤的舵叶，“减少了一半的转舵力，难怪徐兢说‘操舵如使臂’。”舵轴的青铜轴承里残留着石墨粉，这是宋代已知的润滑剂，与沉船货舱里的石墨块成分完全相同，磨损痕迹显示它曾在“水深三丈”的海域频繁使用——这与“翔鸿号”的航线记录完全吻合。

郑海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