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港的晨雾刚漫过市舶司遗址的青石板，程远手中的洛阳铲就带出了块带字的陶片。陶片边缘的波浪纹里，藏着半个“杨”字，笔锋的顿挫与之前发现的杨廷璧文书如出一辙——横画起笔处的方笔特征，与市舶司档案中“杨廷璧手书”的笔法完全吻合。“碳十四测年是至元十八年。”他用软毛刷拂去陶片上的蛎壳粉，内侧的火灼痕迹突然显露出三行小字：“首使俱兰，阻风僧伽耶；再使马八儿，粮尽；三使……”后面的字迹被海水泡得模糊，却在x光下显露出“奎隆”二字——正是俱兰国的故地，与《元史·马八儿等国传》记载的“俱兰即故临，今之奎隆”完全对应。

张瑜抱着刚修复的《杨廷璧航海图》走来，图卷的绢布泛着陈旧的米黄色，边缘的虫蛀痕迹恰好组成了“至元十六年”的字样。这幅海图长约六尺，是用楮树皮与苎麻混合制成的“水纹纸”，纤维中含有的海水盐分显示它曾随船远航。“你看这航线。”她指着图中从泉州到僧伽耶山的虚线，与陶片上的“阻风”记载完全吻合，“首航时他们确实在斯里兰卡附近滞留过，图上标注的‘淡菜屿’，就是现在的亚当桥群岛。”海图角落用回回文写着“水程三月”，墨迹里的朱砂成分与陶片上的“杨”字同源，都是泉州湾特产的辰砂，含硫化汞量达11.7%。

郑海峰的潜水服还在滴水，从印度奎隆港打捞的青铜权上，“市舶司”三字烙印被珊瑚虫侵蚀得只剩轮廓，却在底部刻着个极小的“三”字。这枚青铜权重约25公斤，表面的绿锈里含有奎隆港特有的珊瑚砂成分，x射线衍射分析显示与当地现代珊瑚礁的矿物组成完全一致。“是第三次出使的信物。”他用游标卡尺测量权身，发现重量正好是元代的“五十斤”，与《元史》记载的“杨廷璧携铜权通市”完全对应。青铜权的锈蚀层里裹着半粒稻种，基因测序显示与八节涧遗址的元代稻种同源，只是多了组耐印度洋季风的基因——一段名为“osdREb1”的抗逆基因，显然是在远航中自然变异的结果。

林珊在整理市舶司档案时，发现了卷被白蚁蛀空的《航海日志》，残存的纸页上用汉文与回回文交替记录着：“至元十七年二月，见俱兰王弟，以回回字写表文。”纸页的纤维中检测出檀香木的成分，与俱兰国特产的白檀木完全相同，证明是用当地纸张书写的。她突然想起程远发现的陶片，将日志残页与陶片拼合，正好补上“三使俱兰，得表而还”的字样。“是首航的记录！”她指着日志旁画的简易星图，北斗七星的位置标注着阿拉伯数字，与泉州出土的元代浑天仪刻度完全一致，“他们用中西合璧的导航术确定方位，斗柄指向的角度，正好对应着从俱兰到泉州的航向。”

潜水钟沉入奎隆港外的沉船遗址时，程远盯着舷窗外的货舱。整排青花瓷罐整齐码放着，罐口的封泥上印着“市舶司”朱印，印泥中的朱砂成分与《航海图》的墨迹完全相同。郑海峰操控机械臂移开最上层的瓷罐，组成了“杨”字——与陶片上的笔迹分毫不差，笔画深度约0.15毫米，应该是用指甲盖划刻的。“是第三次出使的粮船！”程远放大舱壁的烟熏痕迹，发现与《日志》记载的“舟人郑震煮稻为食”完全吻合，灶台上的铁锅残片里，还残留着稻壳的淀粉颗粒，经检测与麻布袋里的稻种属于同一品种。

张瑜在清点出水文物时，指尖被枚银质符牌划破。符牌长约四寸，宽二寸，正面的缠枝莲纹里，藏着“宣慰使司”四字，背面却刻着俱兰国的孔雀纹，两种纹饰在显微镜下形成奇妙的重叠——莲花的花瓣恰好组成孔雀的尾羽。“是外交信物！”她突然想起科伦坡博物馆里那枚马八儿国的玉印，印文的卷草纹与符牌上的孔雀纹如出一辙，连线条的弧度都分毫不差。“《元史》说杨廷璧曾以符牌交换马八儿国的‘火珠’，这应该就是那时的交换品。”符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