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7月，暑气蒸腾。一艘名为“破浪者号”的千吨级内河轮船，正喷吐着浓黑的烟柱，吃力地溯流而上，离开烟雾缭绕的东海城，驶入浩瀚的长江。船身随着浑浊的江涛剧烈颠簸，甲板上，中华国总长大人牛野和新上任的工业部长李海潮并肩而立，任凭江风吹拂着他们。

五年了。自1820年那位末代皇帝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黯然退位，这片古老的土地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当牛野真正踏上这艘代表国家工业雄心的大船，深入腹地考察时，一种沉重的无力感才如铅块般压上心头。

牛野看着船尾边巨大的蒸汽轮机，思考着，“前世，这个国家都是会写字会算数，懂基本物理和化学的人。很多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农民，都能看懂简单的机械图纸，进厂三个月，就能熟练操作。可在这里……”他顿了顿，目光投向远方迷蒙的水天一线，“我们连合格的铆工都凑不齐。”

李海潮扶了扶眼镜，镜片后的眼神同样凝重：“牛兄，我明白你的焦虑。工业扩张有其铁律，需要资本、技术、设备，更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机械是死的，人是活的。没有人，再精密的机床也只是废铁一堆。而我们最大的困境，恰恰在于‘人’的培养。”

他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但沿途的景象已足够说明问题。在南京，他们参观了新成立的兵工厂。厂房宽敞明亮，崭新的德国进口机床闪闪发光，但车间里却显得有些冷清。几十名工人围着一台车床，一位戴着老花镜、穿着长衫的监工正拿着一张图纸，用带着浓重吴语口音的官话费力地解释着什么。

“总长，部长，”监工看到他们，连忙躬身行礼，脸上堆着谦卑的笑容，“您看，这图纸……实在是……”

牛野接过那张图纸。上面画着复杂的零件剖面图，标注着密密麻麻的尺寸和公差，还有几个他用前世知识一眼就能认出的机械制图符号。但在这些符号旁边，却用蝇头小楷标注着一些他从未见过的古雅词汇，显然是这位秀才出身的监工自己试图理解的成果。

“这公差配合，你怎么跟工人们讲的？”牛野问道。

监工面露难色：“回总长，下官……下官也是一知半解。只能照着《算法统宗》里的算筹之法，告诉他们大概要多留几分余地。至于这‘基孔制’、‘基轴制’，下官也是看书上的注解，似懂非懂。工人们更是……唉，大多只识得自己的名字，加减乘除都要掰着指头算半天，让他们理解这种抽象的‘配合’，实在太难了。”

牛野心中了然。这就是问题所在。这里的“读书人”，大多是前清的秀才、廪生，他们凭借多年的苦读，能熟练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出一手漂亮的馆阁体。他们能看懂图纸上的每一个汉字，每一个数字，但对于那些代表着现代科学原理的符号、公式、图表，却如同面对天书。他们自己尚且在黑暗中摸索，痛苦不堪地自学那些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的“奇技淫巧”，又如何去教导大字不识几个的工人？

在武汉，他们考察了一家纺织厂。机器轰鸣，但运转效率低下。厂长诉苦道：“总长，不是我们不想扩大生产，实在是招不到合适的女工。会纺纱织布的还好说，可现在要操作这些澳洲和广州的自动织机，需要看懂转速表、压力表，还要懂得简单的润滑保养。我们好不容易从乡下招来一批年轻姑娘，教她们认字、算数，就花了半年功夫。现在能独立操作的，不到十分之一。剩下的，要么学不会，要么嫌麻烦跑了。”

“人不够，教起来很费劲。”这句话，成了牛野此行听到最多的回答。无论是在芜湖的面粉厂，还是在九江的火柴厂，无论是国营还是民营，几乎所有的实业家都在抱怨同一个问题：合格的产业工人太少，培养周期太长，成本太高。

这与牛野前世的记忆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