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初春，凛冽的寒意尚未从黄浦江面完全褪去，但上海这座远东第一都会的空气中，已弥漫开一股不同寻常的燥热与紧张。第19集团军庞大的钢铁洪流，在经历了西安事变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暴洗礼后，并未返回西北，而是奉军政部（或者说，是惊魂甫定、亟需强军震慑淞沪的**石）密令，移驻上海外围及周边地区，进行“整训”与“战略威慑”。

名义上仍是“整训”，但李锦心中那面倒计时的警钟，指针已无限逼近临界点。历史的惊雷，即将在华北炸响。他必须利用这最后、也是相对最安稳的喘息期，将这支寄托着民族希望的铁军，打磨成真正的灭寇利刃！

上海，第19集团军司令部（原公共租界边缘一处戒备森严的废弃洋行仓库改建）。

巨大的作战指挥室内，没有华丽的吊灯，只有几盏功率强大的白炽灯将冰冷的钢铁桌案、挂满整面墙的巨幅军用地图（从东北三省到海南岛，从中国沿海到太平洋岛屿）照得纤毫毕现。空气中混杂着机油、新印刷油墨、雪茄烟（楚南河的）以及一种属于精密战争机器的冰冷金属气味。

李锦一身笔挺的草黄色呢料上将常服，肩章上的三颗将星在灯光下折射出冷硬的光泽。他背对着门口，负手而立，视线如同鹰隼般钉在巨幅地图上那个被无数红蓝箭头和等高线包围的点——北平西南，卢沟桥！宛平城！他身后的长条会议桌旁，第19集团军的核心将领们：副总司令兼参谋长陈瑜（陆军中将）、第七军军长楚南河（陆军中将）、新编第一军军长梁卫国（陆军中将）、新编第二军军长（黄埔悍将，名唤张铮，陆军中将）、直属重炮旅旅长周振邦（陆军少将）、装甲突击团团长韩晓征（陆军上校）、工兵团团长刘毅（陆军上校）、通信团团长林修远（陆军上校）、特战大队大队长王大山（陆军上校）等，正襟危坐，气氛凝重得如同暴风雨前的低气压。

“诸位，”李锦没有转身，低沉而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在空旷的室内回荡，带着一种金属般的质感，“我们移驻上海，不是为了享受这十里洋场的繁华！委员长在西安蒙难时的话，言犹在耳——‘攘外必先安内’已成过去！全面战争，就在眼前！日寇亡我之心不死，其兵锋所向，首当其冲，便是华北！而华北的钥匙，就在卢沟桥！”

他的手指猛地戳在地图上那个小小的桥形标记上，动作带着千钧之力：“这里！将是点燃整个火药桶的导火索！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月！”

将领们呼吸一窒。三个月？虽然李锦的战略预判早已被无数次验证其近乎妖异的准确性（从玉泉山到西安事变），但如此精确的时间点，依然让众人心头如同被重锤砸中。楚南河下意识地掐灭了手中的雪茄，梁卫国、张铮等新晋军长更是挺直了腰板，手心微微出汗。

“军政部拨付的给养，杯水车薪！”李锦霍然转身，锐利的目光扫过每一位将领的脸，带着不容置疑的铁血命令，“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三个月内，用尽一切手段，把我们的兵练成虎狼！把我们的枪炮喂饱！把我们的战车磨利！把我们的意志，淬炼成钢！”

上海郊区及周边广阔的田野、废弃工厂区、河网地带，瞬间变成了巨大的、沸腾的战争训练场。

第七军（德械基干）：楚南河坐镇。训练核心是复杂地形下的步坦协同攻坚与城市巷战。豹式坦克沉重的履带碾过模拟的废墟和街垒，75mm KwK 42 L\/70主炮怒吼着将远处标靶撕碎；IV号坦克掩护着手持mp40冲锋枪、腰挂“铁拳”的掷弹兵，在预设的“上海里弄”模型中反复冲击、清剿。mG-42撕裂油布般的咆哮声昼夜不息。炮兵团105mm leFh 18榴弹炮群进行高强度急速射训练，弹着点覆盖精度要求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楚南河亲自驾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