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的经历像一扇窗，让我看到了象牙塔外的真实中国。

但真正让我触动的，是随后参与的一次社会调研。

那是个周末，系里组织“大学生看社会”

调研活动。

我选择了“城市低收入群体生存状况”

这个课题，赵瑞龙出人意料地要和我一组。

“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

我有些诧异。

他神秘地笑笑：“总要了解民间疾苦嘛，将来才好为民请命。”

我们走访的第一个地方是城东的棚户区。

这里的景象让我想起实习时去过的城乡结合部，但更加触目惊心。

低矮的砖房挤在一起，巷道窄得只容一人通过。

公厕在三百米外，自来水要排队接。

一个老太太正在门口生炉子，煤烟呛得人直咳嗽。

“老人家，能跟您聊聊吗？”

我上前询问。

老太太警惕地看着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

赵瑞龙掏出学生证：“我们是大学生，来做社会调查的。”

“大学生？”

老太太的脸色缓和了些，“我孙子也想上大学，可是”

她叹了口气，没再说下去。

我们走访了十几户人家，听到的故事一个比一个心酸：有下岗工人靠捡破烂为生，有孤寡老人靠微薄的低保度日，有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失学在家。

在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出租屋里，我们见到了李师傅。

他原来是一家国营厂的钳工，下岗后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最难受的不是穷，”

李师傅说，“是看不到希望。”

赵瑞龙认真地记录着，偶尔问几个问题。

他的表现让我刮目相看。

中午，我们在路边摊吃面条。

赵瑞龙看着碗里飘着的几片青菜，突然说：“我父亲常说，不了解民间疾苦的人，不配当官。”

“你父亲？”

“他年轻时也下过乡。”

赵瑞龙难得地没有多说。

下午，我们遇到了一群正在维权的老工人。

他们原来的工厂改制，补偿款迟迟不到位。

“记者同志，你们要帮我们反映反映啊！”

一个老师傅拉着我的手说。

赵瑞龙把我拉到一边：“这个题材太敏感，最好不要碰。”

“可是他们需要帮助。”

“帮助的方式有很多种，”

赵瑞龙说，“不一定非要写出来。”

我们争论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致远？赵瑞龙？”

是陈默。

他背着书包，手里拿着一叠传单。

“你怎么在这儿？”

我问。

“我来做法律援助，”

陈默说，“这些工人的案子，我在跟进。”

赵瑞龙皱起眉头：“陈默，这种事很复杂，你一个学生”

“正因为是学生，才更应该做。”

陈默态度坚决。

那天晚上，我们三人在学校后门的小餐馆吃饭。

气氛有些沉闷。

“我今天很受震动，”

我先打破沉默，“原来在我们的校园外，还有这样的世界。”

赵瑞龙转动着酒杯：“我父亲说，看问题要全面。

既要看到阴暗面，也要看到光明面。”

“但如果连阴暗面都不敢看，何谈光明？”

陈默反驳。

就在这时，餐馆老板过来搭话：“听你们聊天，是大学生？”

我们点点头。

“我儿子也是大学生，”

老板脸上露出自